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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常之远生被皇风,幼符至孝!我等谳刑司法,应该惩恶扬善!常之远虽然杀人当死,不过他尚在童年,能知父子之道,若令其偿命,恐有悖朝廷彰行孝道之义,故而本官以为,应罪减一等。如此,既彰行孝道,又惩治不法,两全其美!”

一旁书令奋笔疾书,笔走龙蛇地将官员们的论刑依据一一记下。

程灵反驳道:“常林欠债在先,非义也。潘君艺索债,常林拒之,又生口角,只是寻常殴斗。常林之子助父行凶,若以孝道遮掩,减其刑罚,如此,天下人但有为非作歹者,其子岂不是都可以助父为虐了?”

赵久龙眉头一挑,道:“程寺直口口声声说常林欠债在先,是为不义。莫非足下忘了,七夕之夜,潘君艺见色起意,是以蓄意设赌,引诱常林的事了?若说不义,潘君艺不义在先,何以独责常林之过?”

杨帆嘴角一丝笑意飞快地掠过,他就知道,这两人相争,必定会谈到谁先有过错这个问题。御使台当初给他设了个套,只要他同情常家,想为常家父子减罪,就只能为御使台所用。而今,他比御使台更激进一步,御使台这个套就成了给他们自己下的了,只要他们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可避免的要在这一点上与杨帆站在一起。

厅外的雨继续下着,而且越下越大。厅中代表大理寺的程灵和代表御使台的赵久龙辩论也愈发激烈起来,两个人把自己所有能讲的理由都说了出来,到后来已经再无新意,只能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抬杠了。

这时候,一直静坐不语的杨帆突然插口道:“本官以为,御使台所言有理!法由情断,潘君艺见色起意,图谋不轨,程氏娘子之死,潘君艺难辞其咎。之后,他又设赌骗人,灵前相欺,如此恶行,神憎鬼厌,自有取死之道!”

赵久龙道:“这么说,杨郎中是同意我御使台的意见了?”

杨帆马上摇头道:“杨某同意御使台对潘君艺不义在先,自有取死之道的看法,但是在量刑上,与御使台又有不同!”

他看了看程灵和赵久龙,朗声道:“法理不外乎情理。情与法,互为轻重,那么谁轻谁重?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什么时候不会因为严肃执法而伤了伦理道德,什么时候不会因为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了国家刑法?”

他左右看看,又道:“这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了。区别不同情况,或者法就于情,或者情让于法,或者情法各让一步,以求和谐。”

赵久龙立即插口道:“我御使台建议减刑,正是这般想法!”

杨帆马上响应道:“御使台能基于这一点考虑减刑,杨帆赞同!不过杨某之所以坚持常之远应无罪开释,自有杨某的道理!”

他慢慢站起来,说道:“朝廷之法,素来重名教。所以,尊长与卑幼发生骂、殴、伤、杀等事时,卑幼一方承担更多责任!父母若殴杀子女,为子女者不能举告父母!父母杀了人,子女也不能告。

可是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依我朝律法该当如何呢?两位熟谙律法,应该知道,那时,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尊者讳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

父亲也是尊长,母亲也是尊长,何以如此呢?因为同为亲情,父亲重于母亲,所以,于孝行之中,又加了尊卑的考量,父亲之亲尊于母亲之亲,因此母杀父,则应当举告。程寺直、赵御使,本官说得对么?”

程灵和赵久龙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本朝律法如此,他们也辩驳不得。

杨帆又道:“我大周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若打伤对方,比照普通殴伤罪减一等处治。杨某想请教两位,他人殴打了自己的父祖,自有官府衙门可以惩办啊,告到官府不就行了,为何法律规定子孙应该马上还击解救尊长呢?”

赵久龙道:“这是因为做子孙的,有对尊长尽孝道的义务。眼看尊长被殴打,却不施救,只等事后举告到官府,这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若因有官府庇护而放弃孝道伦理,难道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道德吗?不过……”

赵久龙皱了皱眉,道:“不过这与你我所议有何关系?常之远救父,我御使台本就认为理所应当。只不过,救父固然是出于孝道,当时却非一定要杀人才能救父。杀人就是违法,救父乃是行孝,所以御使台取折中之策,建议减刑,有何不对?”

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大理寺丢在了一边。本来是死罪、减刑、无罪这样三个话题,在杨帆巧妙地诱导下,已经把死罪抛到了一边,变成减刑和无罪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