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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思想的“巧伪”,庄子向来是抵制的,因为那是“虚伪”的,不真实的。

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却提出了一个「伪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伪勇’在某些情况下与真正的勇敢并无太大差别」的观点,这让庄子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按照蒙仲在那则寓言中所说的,倘若那名薛人“顺从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会被贼子所害——引申下来即是“弱者因为懦弱而助涨世间之恶”,这并不会使世道变得更好。

但是……

庄子皱着眉头,提笔在一块竹牌上写下几个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见此,蒙仲委婉地说道:“夫子,我以为世上万物都有‘阴阳’两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虽‘巧伪’,用「仁义礼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没有可取之处……昔日郑国有一人偷盗宋人之羊,被宋人抓获,相邻皆呼「郑人盗羊」,难道郑人个个都是盗徒么?恐未必。郑国亦有「郑庄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产(公孙侨,法家先驱)」那般的贤相,且郑国是首创将国法铭刻于铜鼎之上而使国法一目了然的国家。”

『郑庄公……』

庄子皱着眉头思忖着。

就像蒙仲所说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两面,世人对郑庄公的评价,就很复杂。

首先,郑庄公是一名开明的雄主,善权术、轻礼义,而更关键的是,他作为周王室册封的卿士——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却对周王室态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陈、蔡、虢、卫诸国联合讨伐郑国,没想到却被郑庄公带着大将「祭仲」——前文「人尽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将周王室的联军击败,使周王室颜面丧尽。

郑国因此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而郑庄公本人,亦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的小霸主。

正因为郑庄公对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厌恶前者,称郑庄公时当世“礼乐崩坏”的主要祸根之一,而一向对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国,也因此与郑国相互看不惯。

这也是郑国与宋国后来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战国时代仍对周王室表示恭顺,且仍维持着朝贺献贡习惯的国家,就只有宋国与鲁国。】

然而,郑国又是首个将国法明确“告知”于民的国家。

在郑国之前,各国皆有各自的国法用来约束国民,但此时的国法,并不对外公开,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条刑法。

更有甚者,此时的国法已成为权贵倾轧国民、平民的一种手段——反正国法不对外公开,我说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当时各国的刑罚都很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郑国的国相「子产」决定改革,他在郑简公的支持下,铸造了一只大鼎,将郑国的刑书铸刻在这只青铜鼎上,然后将青铜鼎摆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看到这只「刑鼎」,看到他郑国的刑书。

此后,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趋利避害,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二十年后,晋国亦开始效仿,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刑鼎」上,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

对于这两件事,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

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礼治、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说: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国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然而,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甚至于,后来各国陆续效仿,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公布于众,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PS:所以说“子产”是法家先驱,他在当时仍然崇尚“礼治”的时代,冒着极大风险推出了这项改革。】

“这位郑庄公,夫子如何评价呢?”蒙仲询问庄子道。

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必须承认,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郑段(即叔段)」。

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母亲皆是「武姜」,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

是故,武姜偏爱小儿子郑段,而讨厌郑庄公。

而郑段呢,仗着母亲的疼爱,在国内横行无忌,让郑庄公很是不喜,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既放任弟弟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S: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道,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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