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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嘉宾介绍完毕,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白领中产阶级,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啊,平时很难见到的,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陶先生,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

陶孟和道:“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实上,天津的电车票价,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

周赫煊又问陈岱荪:“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是说自身亏损严重,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陈博士,你是研究经济、金融和财政的专家,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

陈岱荪侃侃而谈:“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剩下这2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到去年为止,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他们不可能会亏本。”

周赫煊问道:“400万元的毛利,那很多啊!这些钱都进了电车公司的口袋吗?有没有给天津政府上税?”

陈岱荪解释道:“电车电灯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钱,不叫税,而叫报效费,去年的实际报效数大概为12万元。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车经过租界时,需要支付给各租界一笔‘通过费’。单是去年支付给法租界的‘通过费’,就高达74万元!”

周赫煊总结道:“也即是说,比利时人在天津开电车公司,只给天津市政府上税12万元,却给法租界缴了74万元的过路费?”

“是的,就是这样,”陈岱荪说,“电车公司交给各租界的过路费,加起来每年大概有160万左右,但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却只有12万元。”

周赫煊问张奚若:“张先生,这符合常理吗?”

张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恼怒道:“这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做法!电车属于公共事业,电车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间,这些空间都是属于全体天津市民的。不仅如此,电车还经常撞伤撞死百姓,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人身危险。因此,电车公司作为补偿,不能收取过高的票价,同时还应该给政府纳税,用来改善市政环境和市民生活。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公司,正常缴税只有12万元,却给各国租界上交160万元的过路费?纯粹是欺负人!”

以前老百姓只觉得电车涨价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听几位学者教授讲道理,瞬间明白其中的内情,一个个气得破口大骂。

“太埋汰人了,哪有这样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坚决不坐电车。”

“谁说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还不给他们钱!”

“涨价,涨价,天天涨价。自打我记事起,电车公司已经涨了五回票价了。”

“……”

只听周赫煊继续说道:“难怪天津的各国领事,都支持电车公司涨价,原来他们是一伙的。电车公司涨价越凶,各国租界的收入就越多,这是合起伙来欺负天津老百姓。”

“可不是吗?”张奚若道,“否则日法意三国领事,又怎么会急冲冲地给政府发外交照会,都是利益使然。”

陈岱荪还说:“我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当初清政府和电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确立了电车公司的经营范围,电车公司只能在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范围内运行,剩下的电车路段都属于非法经营。据我所知,后来扩建的电车路段,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也正因为如此,电车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才会那么少。”

“呵呵,原来是非法运营的啊,”周赫煊笑道,“我听说电车公司干这种违法的事,还不止这一出。”

张奚若说:“是的,由于乘坐电车必须用铜元买票,这就使电车公司成为天津最大的铜元兑换商和周转商。由于大量铜元囤积,他们从1920年开始,就把这些铜元高价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私运到日本制造军火武器。”

周赫煊气道:“也就是说,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所用的枪炮,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铜元制造的?”

陈岱荪说:“确实如此。电车公司这种做法,不但在实质上支持了日本侵略中国,还致使大量铜元外流,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天津市政府虽然一再严禁铜元出口,但电车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却没停止,铜元走私一直在悄悄进行。”

说到这里,正在听广播的天津百姓都气炸了。

“原来电车公司这么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以后千万不要坐电车,咱们投的每一枚铜元,都是在给日本制造枪炮啊。”

“再坐电车就是卖国贼!”

“咱们去把鼓楼周围6里以外的电车轨道都扒了,那是非法建造的,没有给政府上税!”

“对,马路是大家的,凭啥给电车公司用了还不交税?”

“打倒电车公司,打倒卖国贼!”

“……”

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瞬间就提升到救国的高度。

当南京政府派来的专员抵达天津时,他面临的是天津全行业罢工罢市,市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各大报纸把电车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净净,老城区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外的电车轨道全部被扒除。

此事件,史称“反电车救国运动”,或者叫“四四爱国风潮”、“四四天津大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