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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红区的第五次围剿成功,常凯申就该着手对付汪兆铭了,一步步把汪兆铭彻底架空,成为国民政府里的孤家寡人。到最后,不甘只做吉祥物的汪兆铭,终于跳反当了汉奸,那时的汪兆铭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实权。

常凯申突然露出微笑,做出一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模样,起身迎接道:“百里兄,明诚先生,快请坐!”

蒋百里被常凯申平白无故幽禁了两年,但二人之间似乎看不到半分仇怨,他直奔主题说:“委员长,我前段时间走访了日本,情况及其危急,最多三年就要有大战。这是我跟明诚一起写的国防应策,希望委员长能够亲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开那份“三阳线决战论”,边看边思考,读完之后赞许道:“这是谋国之论,两位辛苦了。”

见常凯申没有任何实质性表态,蒋百里急道:“委员长……”

常凯申打断说:“不必多言,我已经有全盘考虑。”

常凯申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明年初,他和汪兆铭一起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令”,还大肆宣扬中日友好言论。但他真的昏聩,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吗?当然不可能!

早在四个月前,常凯申对国府的一群资深政治官僚说:“(距战争爆发)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

一千一百天刚好三年,也即是说,常凯申认为三年之内就要爆发中日战争。从他说话那天开始算,常凯申预计的三年之期,只跟七七事变爆发相差43天,料得极准了。

蒋百里提出的工业内迁计划,常凯申其实也早就在进行了。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常凯申就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国企和重工)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转移到内陆省份。对于把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划为非军事区,此等卖国行为,常凯申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想要“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为抗战换取准备时间。

有句古话说“肉食者鄙”,其实肉食者并非真的鄙,而是他们身在高位,考虑得更多,不如周赫煊这些民间人士那么潇洒而已。

常凯申不但在经济和外交上有准备,在文化和军事上依然如此。

文化方面,他不敢高呼抗日口号,但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无非是想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兵员素质,只可惜被各地官僚把经念歪了。

而在军事方面,常凯申积极寻求与德国合作,得到德国的许多军事支持,比如引进兵工厂生产线、邀请德国教官训练士兵等等。同时,常凯申知道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已经烂掉了,所以他另起炉灶,开设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庐山军官训练团”表面上是为“剿匪”而设,但最终目的是培养抗日军官,从训练团的口号就可以看出来。本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口号只有三个,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但常凯申又特意加了一个口号叫“临难不苟”。

“临难不苟”这个口号,明显就是专为对付日寇而加的。因为红军一向优待俘虏,根本没有临不临难的说法。

可惜常凯申看得清楚,实际做起来就很糟糕了。他明知道上海不可能坚守,却又舍不得放弃,费尽心思的巩固上海防御,希望坚持到列强干涉那天。

常凯申的心思很好理解,欧美列强超过七成的在华利益集中于上海。如果能坚守上海两三个月,列强说不定就会武装调停,中日全面战争就有可能打不起来。

说白了,常凯申对列强还抱有一丝幻想。

然而搞笑的是,常凯申是非常不信任洋人的,在他眼中洋人都是王八蛋,这家伙属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常凯申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矛盾。在很多时候,他对局势看得非常清楚,也料到了各种糟糕后果,但他又抱着赌徒的心理,认为事情会朝着好的那一面发展——比如悍然挑起中原大战,那就是常凯申的一次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