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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担任国军某团管区司令的李邵良回忆,每征一兵他克扣1.2元,剩下0.8元作为基本开支,每月至少有3000元收入,但这些钱需要跟接兵官三七分成。他自称这种克扣法非常良心,拿得不多,还没黑安家费。

河南那边就更无耻——

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的紧缺物资,中国政府因此禁止水银出口。为了得到水银,河南的军官就利用送壮丁参军的机会,让壮丁挑运物资到重庆换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着水银回河南,经常是以50%的新兵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到了1943年,国府颁布《新兵役法》,把学生也纳入义务兵役范畴。

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出个好办法,适龄青年可向政府交纳3500元钱,即能推迟一年服兵役。当时全国约有适龄青年4000万,他们觉得至少有3000万人愿意出钱,这样孔祥熙每年就有几十亿元预算收入,何应钦也有了1000万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时的法币还没彻底成为废纸,3500元按市价可折算为250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谁交得起?

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实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说:“隔我隐居的地方不远,有户人家在前几年大旱的时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口。去年底就被当壮丁抓走一个,家里头只剩个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怀瑾问:“那老太婆怎么样了?”

李宗吾说:“死了。邻里乡亲都不富裕,每家匀点吃的给她过日子,她过年的时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钱吉愤懑道:“怎么能这样?按照兵役法,独子是不用服兵役的!”

李宗吾冷笑道:“当官的为了立功,一个个积极得很。兵员不满就抓壮丁,先抓叫花子流浪汉,再抓这种独门单身汉,反正抓再多也不会惹麻烦。”

周赫煊没有参与讨论,他看到的资料比这更惨。因为1940年还算好的,到了1942年以后,国党抓起壮丁来简直无法无天——壮丁一路死一路跑,缺额只能半路上补充,沿途看到有农民、商贩、渔夫、纤夫……偏僻地方是见一个抓一个,就连老人和孩子也抓,甚至跑到茶馆酒楼去抓厨师和茶倌(外地人)。

老百姓为了躲兵役,就装疯卖傻,甚至自残,切手指、戳眼睛的不在少数。

不是百姓不爱国,而是新兵死亡率太高,还没上战场就有可能死上好几成。

周赫煊也懒得给常凯申谏言,懒得反映这些糟糕情况。因为常凯申是知道实情的,但国府上下已经烂到根子里了,中央再三令五申也对此毫无办法,中底层行政系统早就失控了,或者说从来都没有效控制过。

只有哪里闹出了民变,或者实在是吃相太难看,才会被老蒋抓典型狠狠惩治。对于富顺县这种程度的抓壮丁,老蒋不但不会惩处,反而会给县长发嘉奖令。

一直到回了家里,李宗吾还在发牢骚:“现在不止是抓壮丁抓得厉害,赋税也高得很。老百姓肚皮都填不饱,政府还号召为国勒紧裤腰带,号召公务员和老百姓一日两餐,说这些粮食能省下来打鬼子。打尼玛个鬼子哦!这要是抗战能够胜利,以后肯定是共党坐天下,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周赫煊笑道:“李兄,莫谈国事,小心隔墙有耳。”

李宗吾满不在乎:“他来抓我啊。我跟爱因斯坦同年,爱因斯坦都享誉全球了,我才享誉四川。老蒋要是来抓我,那我就又出名了,肯定能够名满全国!”

南怀瑾说:“周先生,你是有机会面见蒋总裁的,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反映一下。”

“嗯,我会反映。”周赫煊不想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