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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但是也是在明中叶,才扩散开来,到了晚明,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

一直到民国时期。

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

没有好处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

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能够扩散全国,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

因为明中叶南方,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地少人多。

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想要高产,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

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

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在改换门庭之后,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

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

说是耕读人家,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

所以,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

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

一田二主,但是朝廷黄册之上,却只能有一个名字。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

除此之外,还有官田的问题。

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原因很简单,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加到官田之上,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

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

官田都是好田地,甚至严禁买卖,但是还是有人卖,本来即便是卖,卖的也是永佃权。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

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从中间又抽了一成。

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

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一田多主。

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反而金融属性,也就是食利属性也就越发明显了。

这也是本朝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原因。

不清理这个阶层。农民的产出就会被一层层的剥削,最后国家收不上来税,农民不堪重负,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无法改变。

当然,这是永佃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

而今永佃制度正是初生之时,散发着勃勃的生机,特别是大明开国以来,一直鼓励开垦荒地。很多农民都自己开垦荒地,将土地的田底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给地主,自己保佑田皮,也就是土地的耕种权力。

之所以这样做,却是因为很多原因,比如说成本。

开荒是需要成本的,但是真正干活的百姓偏偏什么资本都没有。比如官面上的事情,毕竟有些时候,是不是荒地,不是你说了算,而是官面上说的人说。

能不能开垦也是要有人出面的。

这个制度,也极大的刺激了开荒。

最少朱见濬虽然感到麻烦之余,对这一个制度并不是多反感的。

就这样朱见濬每日就做不完的事情,即便有张懋等人分担一些,但依旧很忙,一边忙碌一边将江南的大致情况从文书之中看得七七八八了。

寇深自然也不会真将朱见濬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吏员。

在朱见濬埋头苦干一个多月之后,寇深派人去请朱见濬了。

朱见濬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

寇深见朱见濬的时候,屏退左右,相互行礼,自然是以对待太子的礼节来招呼朱见濬,两人寒暄了几句,寇深看着书桌上已经被朱见濬整理过的文书,轻轻一笑说道:“太子的算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