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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第三周,《当代》编辑部被招到了前楼会议室开会。

今天社里各编辑室的骨干力量都被叫来了,会议由总编卫君怡主持。

覃朝阳问林为民:“这不年不节的,开哪门子会?”

开会是总编室通知到林为民,林为民再通知编辑部的同事们,故此覃朝阳才问他。

林为民说道:“说是要讨论一下明年的发稿路线。”

今天的会老蒙不在,不用参加,覃朝阳和林为民是编辑部的主力,两人聊了几句,摸不清具体情况。

等到会议开始,卫君怡发言。

大意是近一年时间文坛的关注方向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发表的长篇小说当中,写改革的越来越多,不仅是出书种数增多,题材面也较之两三年前更广。

这其中还有个现象就是改革文学的“长篇小说化”。

前几年改革文学发轫之时,基本以短篇、中篇小说。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改革文学作品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变化所反映的更加深入的问题是,改革文学正开始慢慢的将改革的精神保留到文本的叙述当中,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想继续作用于文学。

说的更直白点,就是改革文学越来越像个壳子了,什么东西都开始往里装。

所以,改革文学变得越来越杂糅、综合,故事线索、人物关系、时间交叉等方面都变得更为复杂。

卫君怡又拿今年社里再版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来举例。

《沉重的翅膀》是作家张婕创作的长篇小说,国文社首次出版于1981年。今年再版,相比于81年那一版有了重大的调整,只在第 一 章内容里就加入了一千多字关于生计的描写。

“这充分说明了改革文学的题材领域正在逐步扩大,对人的关怀也更加细微……”

“改革英雄乔厂长‘上任’已有五年之久,模式单一,再加上时间的洗涤,客观上已经产生了让读者们审美疲劳的弊端。

纯文学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写作方式,束缚于政策图解之中。因此,即使是改革文学,也必须要更具可读性,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众多同事在听到卫君怡说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朝林为民望了过来,眼神怪异。

前不久林为民刚要搞丛书,说是要强调通俗性,今天总编开会说小说要有可读性?

凑巧也没有这么凑巧的吧?

大家合理怀疑林为民一定是得着卫老太太提前面授机宜,才搞了这么一出。

为民同志可以啊,现在跟领导的关系都混到这种程度了吗?

大家不禁开始回想起林为民往日里跟卫老太太的接触,别看每次这小子总是挨骂,可实际上吃亏的事从来没沾到过,全是占便宜的事。

几个来参会的编辑部同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再次看向林为民,眼神都不一样了。

“在这一年时间里,通俗文学已经悄然兴起,对于纯文学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故事会》杂志发行量高达三百多万册,《山海经》更夸张,已经突破了四百万这个关口。

我们社里卖的最好的杂志是《当代》了吧?最多的一期也不到二百万册,以后这个差距恐怕会越拉越大。

同志们,我在这里给大家透个气。十二月份,上面会颁布一份文件……”

卫君怡说到这里,所有同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能让她如此严肃对待的文件,绝对非同小可。

“这份文件讨论的是关于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

“轰”的一声,会议室内在卫君怡说完这句话之后如同一锅热油内被倒进了凉水,炸开了锅。

建国以来,国内的所有报刊杂志背后都是各个级别的政府机构、国营单位,吃的都是财政饭,盈亏从来不在大家的考虑范围内。

现在,国家竟然要实行期刊自负盈亏,这得有多少家刊物要倒掉啊!

不是大家悲观,而是大家太了解如今国内的期刊情况了。

这几年时间,全国各个地方的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绝大部分都是各地自己搞出来的,基本都是靠背后的各级单位拨款维持,真正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少之又少。

很简单的道理,一份地方刊物,通常的销量几千册到几万册不等,个别影响力较大的刊物可以达到十万册以上的销量。

以每期发稿三十万字来计算,稿费标准再低,每期的稿费支出少说也是两千块钱左右。

再加上人工、行政、发行等各项支出,不算印刷费用,卖个一两万册是根本回不了本的,至少也得是五万册以上才有可能达到收支平衡。

可问题是,别看这几年国内很多纯文学杂志动辄都是几十万册、上百万册的销量,但那很大程度上属于幸存者偏差。

《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燕京文学》、《沪上文学》、《青年文学》……

刨除这些全国的一二线文学杂志,真正能够做到期期销量五万册以上的地方刊物有几家?

答案是:屈指可数。

而一旦这份文件下发,等待这些刊物的命运只有一个:停刊。

唯一可以画上问号的是停刊的时间,看看哪家刊物撑得时间相对长一些而已。

想到这里,大家不禁感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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