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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早期写先锋小说,善于也乐于剖析人性之恶、之残酷,但在《活着》里面,于华的风格特点发生了转变。

在《活着》当中,厄运多,但恶行少;英雄少,但美德多。

透过《活着》,评论家们和读者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于华作为作家的成长。

对于评论家来说,这种成长是令他们欣喜的,中国文坛看起来又要多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作家。

但对于读者们来说,于华的成长却令他们无比痛苦。

《活着》伴随着《当代》的热卖,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上百万的读者。

雪片一般的读者来信迅速的堆满了编辑部的角落,其中绝大部分来信都提到了《活着》这部小说。

读者们对于《活着》的评价普遍是非常高的,凭心而论,这是部非常好的小说。

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好,却令读者们倍感痛苦。

爹死了,娘死了,老婆死了,女儿死了,儿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孙死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不是没见过世面,一部文学作品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事,主角遭受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事。

可问题是,你他娘的不能可着一个人祸害啊!

在众多来信当中,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写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小说作者于华。

大家的意见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是谁他娘的教你这么写小说的?

不过抱怨归抱怨,就跟观众爱看苦情剧一样,你剧情越是虐,观众越是爱看,而且是边骂边看,看完了之后还得梨花带雨的说一句:写的真他吗好。

读者们的抱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对于于华和《活着》这部小说的肯定。

相比读者们的反应,评论界的反应就要简单多了。

众多评论家对于于华的成长感到欣慰,先锋小说在很多评论家眼中属于剑走偏锋,这一次《活着》的发表,让他们看到了于华正在逐渐向传统文学靠拢。

《活着》中所体现的对农民和乡村的认同不同于于华以往的作品,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历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华以福贵的形象展示了他所想要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属于中国乡村文化的哲学。

农民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甚至没有任何主动的抗争精神和反抗勇气。

如果按照现代文化的看法,这种对于生活和命运的态度无疑是愚昧落后的体现,但它同样也蕴含了农耕文明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有其产生和生存的深刻原因。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被动的生活逻辑,使得中国的农民阶层能够绵延至今。

《活着》所表达的这种隐忍的生命观,戳中了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心。

中国人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民族,‘活着’这个词在汉语语境中是充满了力量的,它的力量不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重量,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契合中国人历史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风格,才使得《活着》能够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肯定和无数读者的喜爱。

贺启智的脑子里回想着最近《活着》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体当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脸上笑的灿烂,“作品的影响力对于稳定销量确实很有帮助,这次于华的《活着》看起来又是一部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林为民欣慰的点点头,“这就好。稿件的质量是刊物赖以生存的根基,谟言的新小说应该写的差不多了,还有二月河的你也想着多问问。”

“好,回头就联系他们。”

“国立文学院这几届学员里有几个好苗子,你们大家想着多关注、多联系。”

……

林为民在《当代》干了十年,刚刚放在那里的工作,总会习惯性的多说两句,他说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妥,脸上带着几分歉意,“老贺,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贺启智不在意的笑笑,“我明白。”

等他走后,林为民去到了程早春的办公室,先是跟他聊了聊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在《当代》编辑部试行半个多月后的效果,然后准备烧一烧他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