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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年广电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之前,国内的电影市场是没有民营公司的生存空间的。

首先说,个人开影视公司拍电影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问题,你要拍片子,得找制片厂挂靠才行。

拍完了片子,发行渠道掌握在中影手里,统购统销,一部电影就给你这么多钱,票房是多是少跟你没关系。

93年之后,意见发布,国内电影行业迎来巨变。

取消统购统销、放开电影票价、取消中影一家独大的发行模式。

看似给中国电影松了绑,可实际上,是把中国电影引入了蛮荒时代。

取消了统购统销,制片厂的成本压力是变小了,但同时也没了保靠,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惰性让这些制片厂无所适从,有些制片厂从此一蹶不振。

放开电影票价,看似走向了市场经济,可问题在于没有可依之规,各地电影院漫天要价,一些电影的票价动辄二三十块,《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公映的时候,电影院售价50块钱/张票,黄牛炒到了400块钱/张票。

更有甚者,还有各地电影院线组成联盟,利用垄断排片的优势抬高电影票价,对于不配合的各地电影院、制片公司、发行公司进行打击报复。

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期,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工资也就一两百块钱,九十年代末也不过堪堪破千而已。

看一次电影,就要花费一两天,甚至是四五天的工资钱。

票价的畸形飙涨,将无数观众热切的观影欲望扼杀殆尽,这种短视的涸泽而渔,让中国电影在九十年代几乎陷入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阶段。

当然了,造成国内电影市场迅速崩盘的最大原因还是VCD、DVD的发行、盗版的猖獗以及各地电影院偷瞒漏报票房。

政策放开,电影票价上涨,老百姓观影成本飙升,选择不看电影。

然后VCD、DVD出现,盗版碟片猖獗,租个碟片,自己在家就能看电影,不比到电影院划算?

老百姓不去电影院,影院收入减少,更要提高票价,甚至是偷瞒漏报电影票房。

如此循环往复,让中国电影陷入了无限的恶性循环。

以前是管的太死,放开之后是管的太松。

9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经历了改革的阵痛。

在整条产业链上,最惨的就是民营公司,哪怕贡献再大,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和主导权。

举个例子,陈小二这几年是国内的电影圈炙手可热的喜剧明星。

去年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民营影视公司。

按照历史轨迹,他的影视公司会挂靠在多家制片厂下投资拍摄《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多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很叫座,一到电影院去看,观众经常满座,可反应到票房上,却连本都收不回来。

陈小二拍电影越拍越穷,到了1997年,他终于支撑不住,关停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林为民后世喜欢看电影,对于电影改革这几年的事知之甚详。

自己的作品要影视化,这当然是好事,但他必须找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途径。

自己成立影视公司投资制作,至少这个时间节点是肯定不行的,电影发行只能交给中影,一部片子别管投资多少钱,就给90万,除非他疯了。

但有了徐枫和迈克尔·菲利普斯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外资,来国内拍电影享受到的待遇是顶级的,合拍片可以由特区发行公司发行,没有中影的一家独霸,哪怕发行区域少了一点,收益也不止90万。

很多人都知道九十年代香江和内地合拍了不少电影,但实际上,所谓的合拍,很多时候就是某制片厂配合香江剧组的工作,香江剧组花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取景、用工。

两人都是能够自掏腰包投资又能力出众的制片人,二人提供资金、人脉、渠道,还有一层外资的身份,出钱出力的同时,又承担了风险。

林为民所付出的,则是具有影响力的原著。

互惠共赢。

迈克尔·菲利普斯比预计的晚到了一天,倒了一晚上的时差,他迫不及待的约见了林为民和徐枫。

合作的大体事宜都在电话中谈好了,几人见面一商量,便确定了合作。

迈克尔·菲利普斯虽然游走于好莱坞各大公司之间,但自己也有一家独立制片公司,只不过投资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成本电影或者独立电影。

这次一下子拿出四百万来,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

对于徐枫来说,也是如此。

《霸王别姬》投资800万米刀,对比后世,投资额足足翻了一倍。

签订了投资协议,几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码剧组,导演是一部电影的大脑,肯定是第一个要确定下来的人选。

《霸王别姬》的制作以徐枫为主,迈克尔·菲利普斯负责宣发。

“导演我想找程凯歌!”徐枫说道。

程凯歌?

林为民对此并无意外,迈克尔·菲利普斯则一脸茫然,他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为什么不找章艺谋?”迈克尔·菲利普斯真诚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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