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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夜晚是真地冷,又是没有电灯的时代,不可能继续搞什么科研。

李谕和伍连德在屋中烤着火,身上暖洋洋的。

伍连德借着煤油灯的光,看起了一本英文书。

李谕瞄到了名字,说道:“冰天雪地,鼠疫肆虐,看这本书的确应景。”

伍连德抬头说:“李院士也看过薄伽丘的《十日谈》?”

李谕说:“只是稍有了解。”

《十日谈》其实是本相当少儿不宜的书籍,内容很黄很暴力,一言不合就开车,经常还是多人运动。

举个其中尺度比较小的关于偷情的故事:那不勒斯有一对夫妻,老公是水泥匠,他老婆与附近一个帅小伙偷情。

每次水泥匠顶着绿油油的帽子出门上班时,他老婆就会和帅小伙幽会。

后来有一次,水泥匠突然早回来,他老婆赶紧让帅小伙藏到了酒桶里。

水泥匠对他老婆说:“咱家里的酒桶没用了,我准备把它5个钱卖掉。”

他老婆灵机一动:“我刚好找了一个买家,要出7个钱,正在屋里看酒桶。”

水泥匠高兴地跑去看,帅小伙赶紧从酒桶里跳出来,对水泥匠说:“酒桶我要了,但是里面的酒渣你得清洗干净。”

水泥匠答应了,跳入酒桶进行清洗。

然后他老婆探进去头给水泥匠指挥清洗。

精彩的来了,帅小伙见状从后面发起了攻势。

具体什么画面,诸位自行脑补吧,无法描述。

只能说太先进了,《十日谈》可是早在十四世纪黑死病时期就成书的。

这只是书中100个故事中尺度很小的,还有一些直接分不清多人运动中的人物关系。

当然啦,《十日谈》这本书实际是在反教会,冲破教会的各种枷锁。

中世纪的教会提倡的是禁欲主义、受苦赎罪,正好这种思想对统治者有利,被大加利用。

所以薄伽丘的《十日谈》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有了重大价值。

伍连德说:“过往对鼠疫的记载实在稀少,我是想看一下同时期薄伽丘的记录。”

李谕舒了一口气,问道:“他是怎么形容的?”

“你来看。”伍连德指着其中一段:

“鼻血是死亡的前兆,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肿块,很快会发展成鸡蛋苹果大小,再蔓延至全身各处,最后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

李谕说:“死状的形容与现在并不相同。”

伍连德说:“没错,并且我带来的针对腺鼠疫的疫苗,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我猜测东北的这一次是新型鼠疫,在与迈斯尼教授和北里教授的交谈中,我称之为肺鼠疫。就传播的可怕程度,要比过往出现的更为甚之。我十分担心,一旦它继续扩张,整个东北会不会十室九空,就如同当年的欧洲。”

李谕听得不寒而栗,对伍连德的医者仁心深表佩服。

李谕说:“我等能做的,只能是尽快将它扑灭。”

次日,张作霖跑来说:“总医官,尸体丢到哪?”

伍连德问道:“新的死亡病例?”

张作霖说:“实在太多了!昨天才一天就几百具,真是瘆人!老子当年去剿匪都没见过这么多尸体。我说总医官,这事不好干啊!”

伍连德道:“不好干也得干,统领大人不会想退缩吧?”

“不是那个意思,”张作霖说,“我是说,这事儿,得加钱!”

伍连德说:“我会呈报朝廷,为你们酌情增发嘉奖。”

张作霖笑道:“总医官大人高见,这样我就好使唤他们了。”

伍连德说:“行了,你先带我去看看。”

“您请。”张作霖在前带路。

几人来到傅家甸时,士兵正在用木棍子绑着尸体运送,连个像样的担架都没有。

张作霖说:“总医官大人,这是个小偷,应该是昨个儿晚上偷跑到一户人家偷东西,没想到染上鼠疫,今天早上直接死在逃走的路上,发病实在快。”

伍连德说:“劳烦张统领把家中出现病例的家属,全部转运到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火车车厢中。”

张作霖反正也想接触一下俄国人,当下便答应。

李谕又给伍连德出了主意,每天在一间会议室记录当日死亡人数,绘制曲线。

在把今天的数据填上后,李谕对伍连德说:“伍大夫,拐点还是没有出现。”

“拐点?”伍连德问,“指的是死亡人数变少?”

“如今连增长率变小的势头都没有。”李谕说。

“那就怪了,”伍连德说,“莫非还有隐形携带者?但鼠疫的发病这么快,不可能有此种情况。”

没多久,伍连德的疑惑就被解开,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大漏洞:傅家甸死亡的几千具尸体全部堆积在一起。

——死的人太多了,棺材都来不及弄。

这些尸体必然是要烧掉的,否则就是细菌温床。

只是按照民间传统,尸体要入土为安,老百姓肯定不同意火化,伍连德只能希望朝廷下圣旨。他发了电报,告知必须焚烧尸体的必要性。

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的这种微生物的存在,但清廷的掌权者们并不了解,所以对于朝廷来说,焚烧尸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摄政王载沣召集了一众大臣商议,但商量了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皇族的重臣们只是提了点各种乱七八糟的毫无建树的建议。

很明显,他们想要载沣作抉择。

所有人里,只有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强力支持焚烧尸体。

施肇基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过书,比较有学识,而且是唐绍仪的女婿,在北洋系中说话挺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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