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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谕说:“幸会幸会,我们到办公室说。”

在办公室坐下,陆费逵说:“如今辛亥业已事成,举国欢欣,教育之重要人尽皆知,我们准备兴办一家书局。”

李谕说:“好事啊!”

陆费逵说:“我们准备把书局命名为中华书局,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希望李谕院士帮忙斧正。”

李谕这才反应过来,今年正好是中华书局的创始年,陆费逵与沈知方是创始人,他们都是浙江人,与鲁迅是老乡。

李谕说:“我定会尽心帮助。”

沈知方说:“有您的帮助最好!如今王朝更替,思想之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我们准备学习蔡元培先生之美育思想,在教科书中代替过往腐朽的帝制教育理念。”

李谕说:“那我更要支持了。现在读书人其实也挺彷徨,需要找到一个心中目标。”

鲁迅说:“蔡部长的美育可否为这个目标?按照蔡部长的理念,美育比之西方的‘信仰’或者宗教更加优秀,一个自由,一个强制;一个进步,一个保守;一个普及,一个有界。”

美育是蔡元培很著名的教育理念。

李谕说:“确实值得推广,但我希望你们在新编的教材中,也要加入一项基本的东西。”

陆费逵说:“请院士先生赐教。”

李谕说:“很简单,科学与民主。”

鲁迅首先赞道:“好!”

清末民初的变革对中国人来说,真的太大了,在精神领域和学术思想上也面临着“道术为天下裂”“千古未有之巨劫奇变”。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的定位同样很重要。这是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一条重要暗线。

几年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更加有先进性。

陆费逵道:“我们会把这种理念编入教科书中,影响更多读书人。”

中华书局在民国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机构,尤其发行教科书很多。

真要算起来,不管什么时代,教科书都是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而且也是影响最大的书籍。

如今又是欧美以及日本玩了命想要控制中国读书人思想的时代,教科书更加需要保护。

李谕说:“我会提供资金,帮助你们从编撰到校订、出版、发行的一系列环节。”

陆费逵道:“太感激李部长了!”

李谕说:“不必客气,书是人类进步之阶梯,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争权夺利嘛?”

鲁迅听了哈哈笑道:“我就说李院士不同凡人吧。”

陆费逵说:“果不其然,果不其然!”

李谕说:“我会联系商务印书馆,大家良性竞争,一同推进教育书籍的更新。”

最近张元济也挺忙碌,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与革命派一直保持联络,同时准备迎接民初的教育大发展。

张元济同样清楚,一旦清帝退位,很多教科书都要重写,里面的忠君思想必须剔除。

然后为了适应科学教育,他还准备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

这些也是李谕很关注的,今后得多多出钱资助。

李谕突然想起:“周老师,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接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调令,进入教育部?”

鲁迅点点头:“不愧是搞无线电的,消息如此灵便。”

李谕说:“有空的时候,也来我的学校做个兼职教授如何?”

鲁迅讶道:“我的学历恐怕达不到。”

李谕说:“英雄不问出处,而且你的学历说不上差。”

鲁迅说:“阁下的学校立意高远,我担心自己的水平不够。”

“够了,够了,太够了!你要是不够,那够的人不多了。”李谕笑道。

鲁迅疑惑道:“要讲生理学和医学?”

李谕说:“随你便,就算讲文学都可以。”

鲁迅说:“文学?更不是我的强项。”

这次轮到李谕哈哈大笑了,“谁又说得准呢。”

鲁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听不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李谕说:“总之你答应就是了,毕竟你是蔡部长钦点的教育部官员,这点事难不倒你。”

“希望不要变成献丑。”鲁迅只好回道。

李谕说:“只要是讲美育,讲科学,讲民主,就谈不上献丑。”

鲁迅感慨地说:“没想到我回国后,真的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记得小时候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如今时过境迁,甚至没了旗人的特殊地位,要讲科学、讲民主。”

鲁迅虽然答应了下来,暂时却没有机会在上海讲课,因为他不多久就会接到北上进京的调令。

袁世凯要把各种核心部门从南京转移到北京,处于他的眼皮子底下。

革命党面对这种官场老油条真心没有太多办法,只能任由他去。

好在孙先生等人留了点后招,提前拟定好了《临时约法》,用来约束袁世凯。

另外,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唐绍仪,此时也与袁世凯出现裂痕,加入了同盟会,可以说严重影响了袁对时局的控制。

袁世凯自然知道教育之重要,所以把大清学部改为了教育部,同时接纳了南京方面的人,仍然让蔡元培当了教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