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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得到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支持,其他几国随即也表示同意。

蔡元培说:“正式席位减少,但代表团的整体人员并不会少,只要能提出我们的意见便好。”

“该提的当然得提,”李谕不再讲悲观的事情,转而说,“我也准备去趟欧洲,多年不见,爱因斯坦、普朗克还有卢瑟福等人给我的电报已经积成山。”

蔡元培说:“我也非常想去,但没法脱身。”

李谕笑道:“我去欧洲是会会一些科学界的朋友。孑民兄要是去,肯定难免参与到政治之中,受一肚子鸟气。”

蔡元培被李谕说得也有些担心了:“现在国内情绪这么好,要是堂堂战胜国都拿不到该拿到的利益,恐怕会埋下莫大的隐患。”

“可不只是隐患那么简单,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所面对的现实往往会更残酷,”李谕悠悠道,“总之,咱们拭目以待吧。”

——

北洋政府的动作很快,十几天就组建了一支豪华的代表团。有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以及驻比公使魏宸,以陆徵祥为首席代表。

正好这时候除了国外的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还得国内和南方展开和谈。为了缓和与南方广州军政府的关系,代表团加进去了南方的代表王正廷,让胡惟德退出。

由于只有两个正式席位,参加和会时,中国每次出席的代表只能采取轮流参加制。

整个中国代表团有五十二人,包括专家十七人,外籍顾问五人。这支代表团阵容非常豪华,基本是国内最好的一批外交家。

陆徵祥曾说:“弱国无外交,但有外交家。”

就算很困难,他们还是很想做点事。

除了代表团,梁启超同样要完成自己旅欧的梦想,而且拉上了蒋百里和张君劢。

在车站登上火车时,不少记者等着采访采访陆徵祥,不过直到火车快出发,他才卡着点来到车站,然后在随从的护卫下迅速进入车厢。

火车先开往天津。

路上,陆徵祥突然找到李谕:“院士先生,听闻你们的航空公司已经有了前往东京的航班。”

“是的。”李谕点了点头。

陆徵祥说:“我要秘密搭乘这趟航班,前往日本。”

“去日本?”李谕有些愕然。

陆徵祥说:“具体不便明说。”

李谕也不需要问,于是说:“现在只有一架飞机,可以坐四个人。”

“够了,”陆徵祥说,“其他人坐轮船,晚点再到。”

“好吧。”李谕直接答应。

陆徵祥先去日本,估计是想跟日本方面就某些问题达成默契。

他是个老练的外交家,在举国欢腾时同样保持了一点清醒,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尤其是领土这个关键问题,陆徵祥决定尽量问清楚日本的态度,在巴黎和会上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毕竟此时青岛已落入日本手中。

还有一个让陆徵祥保持沉默的重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已在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这当中很多条款不仅不能让国内民众知晓,更不能让欧美列强知道。

但日本之行不太顺利,陆徵祥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仅仅进行了一些口头上的沟通,没有形成正式换文,为此后的巴黎和谈埋下了纷争的伏笔,(八成内田康哉这条老狐狸是故意这么做的)。

更无语的是,陆徵祥逗留东京期间,代表团一只装有重要文件(包括中日秘密协议全文)的箱子被盗。后来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这一被盗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陆徵祥也因此背上了沉重包袱。

——

陆徵祥走后,李谕对梁启超说:“任公看起来也组了一个旅欧考察团。”

梁启超得意道:“北洋政府里多少还有点我们研究系的人,他们给我拨了六万元经费,到了欧洲,我可以为中国代表团做做舆论宣传。”

李谕笑道:“成了公费考察。”

“给的经费还是太少,我想看看欧洲的坦克、飞机、大炮,顺便买回来一些。”蒋百里说,他还是挂念着这些大宝贝。

李谕说:“不用着急,他们会卖的。要是运力足够,甚至能买来大贝莎。”

“420mm口径、攻破烈日要塞的那一款克虏伯榴弹炮?”蒋百里问。

“没错,不过它太重,用不好只能成为活靶子。”李谕说。

“还是坦克与飞机更有新鲜感。”蒋百里说。

李谕说:“英法德几国应该囤积了上千架飞机寻求买家,这是最需要留心的。坦克的话也太重,拍点照片,搞点资料就够。”

蒋百里关心的还有军事理论:“不止武器装备,去了得研究研究德国到底是怎么败的。”

李谕说:“这个课题大了去,估计你要在德国待上一段较长时间。”

蒋百里说:“不管怎么讲,都是一场值得学习的大战。”

李谕开玩笑道:“简直太值得所有人学习了!”

应该说从一战的索姆河战役开始,现代战争再次回归了“唯快不破”的原则。

只不过一直到二战时期,只有最顶级的名将才能参透这个道理。所以丘吉尔才会说:“将军们总是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

一战走过的坑,英法等国在二战以更惨痛的方式又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