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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先生的成果非常重要。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了美妙的公理方法,而非弹道的计算图。我相信,凡服从于科学思维的一切知识,只要准备发展成一门理论,就必然要受公理方法的支配,受数学的支配。”

希尔伯特仍然沉醉于他的数学公理化事业之中。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那位叫做哥德尔的数学天才此时还在读中学。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希尔伯特苦涩说:“要是马克继续贬值下去,我们连香肠都吃不上了。”

李谕说:“教授的预言说不定会成真。”

希尔伯特愣一愣,“我可不想做这样的预言。”

——

李谕没有在哥廷根停留过久,两天后继续前往了柏林。

爱因斯坦早就收到李谕的电报,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火车站迎接他。

“你好,东方的李谕先生!”爱因斯坦扶着自行车说,“欢迎你的到来!”

“你好,爱因斯坦教授,”李谕看着他的自行车,“你确定能用它把我拉回去?”

爱因斯坦自信道:“当然可以,上车吧!”

他骑了没多久就坚持不住:“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消耗掉了今天所有的进食。”

李谕笑道:“那就换人吧。”

两人就这么轮流蹬着自行车,骑向科学院。

爱因斯坦在路上问道:“在英国时,有没有获得考察队的消息?”

“观测日食?”李谕说,“我见到了爱丁顿本人,他对这次考察准备得非常充分。”

爱因斯坦说:“还好有人懂得相对论的意义,不然德国科学院在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力再派出一支考察队。德国的经济已经彻底毁了,我所居住的公寓电梯无法运转,取暖更是问题,整个冬天在瑟瑟发抖中度过。科学院怎么可能还有钱支持远洋考察。”

到地方后,他们都有点气喘吁吁,爱因斯坦说:“现在找一辆车很难,加油也是问题,好在自行车足够省钱。”

“能锻炼身体真是太好了,”李谕笑道,然后问,“普朗克教授在吗?”

“在的,我们去看望一下。见到你,他或许会开心一点。”爱因斯坦说。

“教授怎么了?”李谕问。

爱因斯坦说:“两年前普朗克教授的女儿难产而死,已经让他心如刀绞;去年他的小儿子在战争中负伤死去,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普朗克的痛苦还没结束,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死去姐姐的丈夫,没想到今年年底也因难产而死。

在他的四个孩子中,只有小儿子因为在法国的监狱中幸免于难。

两人进入普朗克的办公室,李谕看得出普朗克明显苍老了不少。

“教授,您的不幸令我非常痛心。”李谕说。

爱因斯坦也说:“希望您不要被痛苦所淹没。”

“两位请坐吧,”普朗克挤出笑容,然后说,“我现在明白了,只有当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这种苦难才产生痛苦。而且失去了才知道,我以往过低评价了卡尔(战争中死去的儿子)。”

“战争之前,他一直放任自流,不能安心从事一项高尚的职业,我一直责怪他。直到他参军入伍,在一场欧洲试图摧毁自身文明的战争中死去。”

“没有战争,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价值;现在我知道了他的价值,但我必须失去他。”

李谕感叹道:“在中国的古语中,中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请教授节哀。”

普朗克说:“我在做自我开导,我明白,我们没有权利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好事;不幸是人的自然状态,但不是不可避免的状态。人世间有许多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方式来决定的。所以即便历尽苦难,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他们的职责上,去工作,去向最亲爱的人表明他们的爱,这种爱就像他们自己所愿意体验到的那么多。”

经历了这些痛苦,普朗克在人生感悟方面有点深刻。

李谕只能找点好事情让他开心一下:“在法国和英国时,我与科学界有很多联络,其中有诺贝尔奖提名资格的几位,都愿意把提名给予教授您。”

“很庆幸他们没有因为战争,而选择敌对德国的科学界。”普朗克说。

他的眼神中重新有了光彩,因为他很清楚,想重振德国的声望,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也是他们最擅长的。

这个节骨眼上,自己不能倒下。

爱因斯坦说:“玻恩、洛伦兹、维恩以及索末菲几位教授也愿意提名您。”

普朗克说:“实际上,我在今年的提名中,给了你的广义相对论。”

“日食结果没有出来,已经来不及,”爱因斯坦摇头说,“获奖的大概率会是斯塔克。”

普朗克最终拿到了1918年也就是去年补发的诺奖,今年的则会颁发给斯塔克。

至于李谕的打算,只能暂时往后延延,反正也不着急。

诺奖委员会选普朗克与斯塔克非常有代表性,他们一个是理论物理学家,一个是实验物理学家。

斯塔克这人和莱纳德一样,非常不喜欢理论,也不喜欢搞理论的人,同时非常反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