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二章 科玄之争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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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张君劢的处境有点孤立，梁启超随即出面，先发了一篇不咸不淡的文章，只是指出了这场论战的可贵：“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觉莫大光荣。”
但科学派有几个人显然杀红了眼，不支持科学就不行，何况还是你梁启超这种学术大咖。
胡适一点不让，写文道：“孔墨先后并起，梁先生您说说，如果您认为孔子代表中国，难道墨子是个西洋人？”
胡适他们这么激动，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场论战关乎国本。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科学”与“民主”两个大旗一个都不能少，于是胡适又说：“科学在中国还没有显现好处，就遭到了攻击。“玄学鬼”不打不行了，有识之士必须出来“替科学辩护”。”
玄学派的林宰平（此君后来入了清华研究院）迅速针锋相对地说：“十年前“科学万能论”没有必要反驳，宁可讲得过火些也无妨，因为不如此则不能引起多人的注意。但现在正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学重要，就需要彻底反思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真正价值所在了。”
实际上仔细想想，玄学派的这些观点都是站在哲学角度上，没有错误。
不过林宰平的身份确实不如梁启超，胡适等着任公回话呢。
胡适发文的十天后，梁启超才进行回复：“过往我也有胡适之先生同样的想法，但欧战之后，我曾亲自前去考察，结果并不如我所想。”
“当时欧洲那些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反倒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
“至于诸君所探讨之人生问题，我认为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种地步，“爱”与“美”始终超脱于科学之外。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梁启超有几十年的丰富辩论经验，当年可以一人独挡章太炎、孙先生、胡汉民、汪兆铭一群大佬的围攻，一出手就很难攻破。
不过胡适等人还是进行了反对：“神州沉沦，除了企盼科学与民主还能企盼什么？先生把战争对欧洲文明的重挫归咎于科学与物质文明，不是李代桃僵，又是什么？”
这个论点同样非常犀利，并没有攻击梁启超的结论，而是直指梁启超的论据。
张君劢不甘示弱，继续说：“你们认为科学万能，难道没看过刚刚访华过的罗素先生那篇《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吗？”
这又是个玄学派非常有力的论据。
不到一个月前，罗素在英国与遗传学家霍尔丹刚好也进行了一场论战。
霍尔丹先发了一篇文章，以希腊神话中的巧匠代达罗斯为隐喻，宣称科学将向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在科学探索的路上无须任何顾忌。
主要就是“无需任何顾忌”这一点，霍尔丹举了很多看起来非常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迷幻药物的临床应用通过药物增强人的胆量或耐力（以培养勇敢的士兵和不知疲倦的工人），通过化学方法延长妇女的青春，借助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邪恶本能，还有无性生殖、试管婴儿、优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兽杂交和安乐死。
（不得不说，很多东西后来还真实现了……）
罗素反对他的观点，写了《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来回应。
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伊卡洛斯的父亲。
代达罗斯在雅典犯下杀人罪后逃到克里特岛避难，为当地统治者米诺斯王修造囚禁牛头怪的迷宫，又用鸟羽和蜂蜡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制作了飞天的翅膀。飞行途中伊卡洛斯罔顾父亲的嘱托，飞得太高而被太阳熔化了翅膀，最终坠海身亡。
罗素借此说：“伊卡洛斯在父亲代达罗斯指导下学会了飞行，由于鲁莽而遭到毁灭。我担心人类在现代科学人的教育下学会了飞行之后，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
“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会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去放纵自己的集体激情……”
“因此，现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纵激情之力量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就是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的原因。”
不过罗素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灾难，虽然论据和论点也很站得住脚，但和现在科玄之争的人生观问题有点不相干。
而且其实国内的科学派反对起来很容易：“宁可如你们所说，被科学所毁；也不能裹足不前，因科学落后而被列强所毁！至少科学强，可与列强并驾齐驱。”
两边激战正酣之时，半路又杀出来另一派，以一枝独秀陈仲甫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但从他们的主要观点看，大体可以认为站在科学一派。
但仲甫先生看得较为透彻：玄学一派虽然结论不差，但确实不应该把一战归咎于科学，因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本来就是缘于黑死病席卷欧洲后对人的重视，科学的发展最初也是想通过机械解脱人力，因为欧洲人死得太多了。
而胡适等人又过分看重“科学万能”这个底牌，在思想深度上并没有本质的超越。
所以仲甫先生感叹了一句：“只可惜一般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经投降了”。
——是一个讽刺味十足的判断。
说到底，大家都认为站在科学顶流的是李谕，想问问他的观点。
李谕这段时间静观其变，已经积压了很多编辑部的求稿。
是时候做个小小的总结了。
如果从结果看，这场论战显然是科学派赢了。
主要是玄学派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太大反差，质疑科学的适用尺度不啻于反对科学，所以才会激起科学派的强烈驳斥。
但要是单独拎出玄学派的问题，即科学能解决人生观吗？“科学”派没有胜算，也没有一位学者给出全面和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
李谕慎重思考后，提笔写道：“过往上千年，不管科学还是人文社会，都与确定性离不开关系。万事万物似乎必有法则。”
“但这些年科学的进展很清晰地显现出不确定性的，无论解释自然规律的物理学还是严谨的数学。这种不确定性很快蔓延到了文化、艺术等领域。”
“很多问题似乎也没有确定性的答案。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样无法预测，充满混沌。”
“而要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纬度，其实科学与人文本来就不是相分隔的。”
“所以我认为，玄学，或者说哲学，与科学的合作，无论为知识或为人生，都不可或缺。强行让二者分离，只能让二者同受灾害。从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方面看去，科学促成玄学，玄学帮助科学，是显着的事实，也是知识界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如同我说过多次的那句话，“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
“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只有相辅，才能相成，不是吗？！”
这篇有点“和稀泥”的文章最后，李谕还俏皮地加了一句：“只讨论人生观是不是也不够，还有世界观与价值观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