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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委员会不愿意被视为与一位公开支持希特勒活动的人站在一起,就把玻恩和约尔旦一起剔除出考虑之列———因为不可能把他们共同的工作割裂开而单独给其中一位授奖。

这件事对海森堡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他知道,没有玻恩和约尔丹,矩阵力学根本不可能创建。

而玻恩作为哥廷根团队的领头人,更是将此视为对自己的羞辱。

海森堡收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信后,立刻给玻恩写了一封信。

但玻恩此后多年还是对诺奖委员会的做法耿耿于怀,1950年代他曾经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信:“当时海森堡对矩阵是什么根本没有任何概念,直到我告诉了他。正是他获得我们共同工作的所有荣誉,比如诺贝尔奖。我没有在1932年和海森堡一起获得诺贝尔奖,当时深深地伤害了我,尽管海森堡写来了一封很友好的信。”

当玻恩终于在1954年以72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奖时,海森堡才感到一些宽慰。

但这可以看作诺奖委员会的补发,虽然给出的理由是“概率解释”,但人家玻恩最大的贡献就是矩阵力学。

而且概率在20年代的量子领域,已经被哥本哈根所接受,后来也是哥本哈根把这个理念真正发扬光大。

可以类比于诺奖委员会给爱因斯坦发奖,理由也不是相对论———就是随便找个借口呗,因为人家的贡献早就值得诺奖。

所以此时李谕提出来概率解释,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没法当作诺奖级发现……

当然了,概率解释本身很重要,此后融合了概率解释、不确定性原理、波粒二象性、不相容原理、互补原理等深刻到近乎哲学的物理思想的哥本哈根解释,给量子力学带来了一次最深刻的革命。

此后的几天,大家把讨论的方向随之转向了李谕提出的这个怪之又怪的概率解释。

李谕顺便还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

众人没有达成共识,大家决定回去准备准备,下一次会议再行商议。

但总体看,玻尔、海森堡对此表示了极大热情,并准备进行细节上的补充。

唯独爱因斯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量子力学现在固然是堂皇的,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那回事。虽然这个理论描述了很多东西,但它并没有真正地带领我们更加接近那位“老头子”的秘密,我无论如何都深信那位“老头子”不是在掷骰子。”

爱因斯坦口中的老头子,就是上帝。

这句话便是着名的“上帝不掷骰子”的最初来源。

——

结束这次哥本哈根的小聚会后,李谕准备去柏林看看普朗克,与爱因斯坦、薛定谔同行。

爱因斯坦自然是回去继续上班;薛定谔则去柏林大学开个讲座,顺便参加“面试”。

今年普朗克就要退休了,他的柏林大学理论物理教授一职需要找个继任者。柏林大学对此非常重视,因为这个职位几乎是欧洲大陆理论物理学的最高职位,他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爱因斯坦肯定不在委员会考虑之列,他已经是柏林大学一个特殊的物理教授,而且是没有教学任务的教授。

李谕肯定也不行,他在欧洲待不了这么久,更何况还不是德国人。

海森堡有被委员会考虑过,可他太年轻,只有24岁。

所以最终进入名单的只有两人:薛定谔与玻恩。

委员会更加偏向于薛定谔。因为玻恩在哥廷根的职位也不算低,不见得会放弃;其次,今年堪称薛定谔“奇迹年”,波动力学横空出世,惊世骇俗,柏林大学非常看好他。

爱因斯坦笑道:“应该要提前恭喜了,将来我们就是同事,可以在学术上有更多探讨。”

后来的世纪大辩论中,爱因斯坦是和薛定谔一个阵营的。

薛定谔说:“就像你当初离开苏黎世一样,我还有些犹豫,毕竟苏黎世这个小城的生活太惬意,对我的肺部也很友好。而柏林不仅有紧张的政治氛围,工业化的污染空气更让人呼吸困难。”

李谕说:“你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职位太吸引人了,不是吗?”

“的确很难拒绝,”薛定谔有些纠结地说,“苏黎世大学在得知柏林大学对我的邀约后,竭力挽留,愿意给出一个苏黎世大学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联合教授席位,薪水翻一倍。”

“教学任务哪?”李谕问。

“很遗憾,教学任务也要增加一倍。”薛定谔苦涩道。

他每周的教学任务已经是11小时,增加一倍就要超过20小时了,根本没有时间再搞研究。

“那还有什么好考虑的?”爱因斯坦说,“来柏林吧!”

薛定谔说:“在此之前,我要先去一趟美国,进行一系列讲座。”

爱因斯坦鼓掌说:“好差事!他们给多少钱?”

“威斯康星大学自己就出了2500美元,”薛定谔说,“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想让我直接留在美国,担任他们的理论物理教授,薪水非常不错。”

爱因斯坦立马摇头:“柏林大学能给予你同样的待遇,学术氛围还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乃至整个美国好得多。”

“我当然不会答应,”薛定谔果断说,“我很难想象,美国竟然是一个禁酒的没开化的国度!”

“是的,如果不能喝酒,和原始社会有什么区别。”爱因斯坦赞同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没把美国学术圈放在眼里……

但目前美国的藤校们,对于大佬们的批评只能听着,然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