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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样,盐、茶、漆、铁、煤等少数商品有榷税,大部分没有。

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收盐税,派出榷盐使;为了收铁税,派出榷铁使。

最初只有这两种榷税的时候,朝廷专门设了一个盐铁使来总领这些税收。

盐铁使在各镇有分支机构,专事征税。

后来加入了茶税、漆税等,名字没改,仍由盐铁使负责。

这些直属于朝廷的征税机构,理论上与地方藩镇无关,藩镇也无权干涉他们的工作。征税遇到困难时,朝廷派往各镇的监军还要督促节度使协助征税、转运。

可以说,榷税才是朝廷财政的命脉,因为这是独属于朝廷的税收,无需与地方分润——理论上而已,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诸般杂榷减免三十余万缗,然加征榷酒钱,是否合适?”邵树德问道。

“陛下,臣等以为,杂榷已废,百姓所受滋扰减少,而今只多收一个榷酒钱,当无大碍。”杜晓说道。

说完,他又详细解释了一番。

杂榷收不到几个钱,但税吏上门,趾高气扬,扰民极盛。

你减少一个杂榷,百姓受到的滋扰就少一分。

这么一算,罢免了十来个杂榷,百姓——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商人——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心里舒爽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征一个榷酒钱,委实算不得什么。

“前唐上一次收榷酒钱是什么时候,所得几何?”邵树德问道。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收得156万余缗。”

“这个一百多万缗,不包括河北吧?”

“主要是关中、河南、江南等地。”

“国朝能收得多少榷酒钱,你们估算过么?”

“不下三百万缗。”

“酒税可不好收。”邵树德说道:“前唐榷酒钱之所以时收时废,不是没有原因的。”

简单来说,酿酒不是啥高科技。

老百姓在家里自己都能酿,真不一定需要去酒肆里买平摊了酒税成本的高价酒。

唐代征收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百姓私酿成风,屡禁不止。

官府一开始定了一斗酒收250文的税率,后来发现压根没法执行,因为人家不来买了。到最后,只能各自想办法。

比如长安官府就挨个上门,规定酒肆、酿酒户交一笔月钱了事,等于是征收固定金额的税款了,之前定的税率屁用没有。

有的地方试图控制酒曲的买卖,从这个角度入手征税,真是小机灵鬼。

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朝廷定下的榷酒钱数额,干脆摊派到田税中,从所有民户那里收取。

朝廷一看乱象频生,于是就禁止了,免得竭泽而渔。

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临时“吸一口”,缓过来后,立马停征,因为这种税收实在扰民,在破坏朝廷根基。

“榷酒钱算了。”邵树德想了半天后,最终决定放弃,只听他说道:“收不到几个钱,反倒损害朝廷威信,有害无益。而今天下升平,北地家家户户养牲畜,马匹买卖盛行,一个榷马钱,年入绢百万匹,就抵得上榷酒钱了。”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混乱的货币制度,这是真的坑。

因为历史遗留原因,从朔方军时代开始,马匹买卖就以绢来定价——不是铜钱、不是银元,而是绢。

绢的价格不一,便宜的二三百钱一匹,中等的500-800钱,贵的几千上万,交易、征税十分麻烦,但目前也没更好的办法。只能想办法让商户们慢慢改成银元票交易,这样一来,定价、交易、收税都更为方便。

“臣遵旨。”听到圣人不打算收榷酒钱后,杜晓记下了,准备回去后就划掉这一条。

同时也有些钦佩,圣人能在不扰民的情况下,生生创造新税种,还让人交得心甘情愿——如果没有大量的马匹交易,榷马钱也无从征收。

另外,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榷煤钱突飞猛进,增长的速度让人为之咋舌,从最开始的几万缗,到了现在的约60万缗,才稍稍平稳了一些。

榷碱钱,去年收到了十余万缗。这还是在税率极低的情况下收取的,那会为了鼓励草原卤碱进入中原,故免税或只征收极低的税款,将来肯定要慢慢提高的。

但煤炭和卤碱却已经让人离不开了,前者可以做饭、取暖,比买柴划算,后者关系到羊毛脱脂,都是生产生活中急需的。

圣人抓住了马匹、煤炭、卤碱这几项收税,确实是神来之笔。

“榷税是重中之重,年入千余万,无需与地方分润,是朝廷捏在手里的钱袋子。”邵树德又道:“你回去后,再与人琢磨琢磨,扰民的杂榷就免了。其他的照常征收,税率你们再议一议。卤碱的税率可以稍稍提高一些,但不能提得太多。毛皮可以开始征收榷税了,税率先不要定太高,免得吓坏人。总之再完善一下吧,待一切尘埃落定,朕就召开观风问对,届时东宫、理蕃院、枢密院的人都会来。”

“臣遵旨。”杜晓应道。

又说了一会话后,他很快退去了。

邵树德喊来了王彦范,道:“召齐王入觐。”

齐王邵观诚也回京了,参与到了这场税制改革之中。

邵树德给他分配了任务,即完善商税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关税和除陌钱)的细则。

前者是他的老本行,后者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至今已近一月,是时候看看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