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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在反对什么?其实他在担心新政在剧烈的冲击下化为乌有,一如王安石变法,如果张居正的新政崩溃了,大明的新政就会墙倒屋塌。

王崇古在提醒陛下,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实现的,大明的行政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权力,没有那么的神秘,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下的‘实质权威’就会越多,掌握信息不够清晰,对下就只有‘形式权威’,由于信息的复杂,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类的事务界定的边界模糊,所以才会出现高度人治的‘一把手负责’制度。

在地方,是巡抚对主要大事一体负责,倭患虏入民变,在朝廷,就是皇帝对大明的兴衰荣辱一手负责。

而一把手承担全部责任就会出现专权,而专权就是权力,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实质权威、导致一把手负责,催生专权,滋生腐败,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或者说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没有人可以逃脱,大到国朝,小到商行、商帮、工坊、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当下大明很少有女工,那么家庭中所有责任都由丈夫去承担,家庭的一切生活开销、子孙后代读书识字、家族的开枝散叶等等,妻妾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信息了解模糊,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才会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这也是妾室、外室当牛做马,名为伴侣实为奴仆关系的原因。

而正妻至少拥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可以对妾室外室生杀予夺。

王崇古必须要说服对下积极了解信息、已经形成实质权威、大明兴衰荣誉完全肩负、有能力有实力负责、拥有完整皇权的陛下,否则还田法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起来,大明必然千疮百孔。

王崇古在大声的告诉陛下,大明现在没有基层组织,还田疏根本无法实施,政策是需要人去实现的,不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袖手空谈政令,是水中月镜中花。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得对。”朱翊钧对王崇古的意见是十分认可的,大明皇权不下县,在国初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时光荏苒,基层组织架构的彻底瓦解。

大明的基层建设就是里甲制,在里甲制的基础上,有了黄册和鱼鳞册,里长、粮长、驿卒,就是大明的基层组织架构,这一套已经被完全破坏,里长被富户取代,而粮长成为了苦役。

粮长,洪武四年起,纳粮1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大户世代为粮长,征收和解运田粮,且要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催办粮差。

这在最开始是个优差,毕竟掌握权力,就可以中饱私囊、为祸乡里,可是随着官田减少、百姓逃亡越来越多、兼并严重,粮长催办粮差,收不上来的税,就只能由自己赔付,变成了苦役后,粮长也开始逃难。

大明的基层组织,彻底瓦解。

大明现在催办粮差,多数都是由县衙的户房找人挂名粮长派出,而后带着充斥着三教九流、来路不明的衙役们,武装催收,而百姓们则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武装抗税,这种斗争一直在大明上演。

所以县衙要多依赖大户认捐缴纳,这样就不必下乡过分催收闹出民乱了,长此以往,大明已经实质性形成了地主富民为乡野基层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

所以,地方和乡贤缙绅们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配合纳税给朝廷交差。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纳粮,所以就只能为乡贤缙绅们大开方便之门,清丈,大家都还能够接受,确定地籍所属,偷税漏税的实在是太多,大明财用大亏,朝廷下了考成,要搞清楚有多少地,在谁手里,这说得过去。

(基层架构)

王崇古说的是有道理的,还田法最后要落到乡野之间,还田法的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它让地主富民、乡贤缙绅们自己割自己的肉,喂给过去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予取予夺的百姓,乡贤缙绅又不是割肉喂鹰的佛祖菩萨。

多数的乡贤缙绅,其实就是恶霸,为祸一方,砖瓦匠给他家修个房子,还要倒找钱,别人路过不扒一层皮下来。

这和当初贾似道搞得公田法失败和局限性是相同的,基层是乡贤缙绅,要让乡贤缙绅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大司徒和少司徒说得对,要等大明京营回京。”朱翊钧对大明基层组织的败坏理解是很透彻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说要一蹴而就,张居正已经划出了三个阶段来,这三个阶段,要用十年、二十年去实现。

大明清丈,跌跌撞撞的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亩。

以《还田疏》为纲领,不断的在实践之中修修补补,完善还田疏,才是践履之实。

朱翊钧颇为确切的说道:“朕从没说过要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它,王次辅多虑了,徐徐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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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再次俯首说道:“陛下深谙矛盾说,对矛盾说造诣极高,人地矛盾的根本矛盾中,一旦点燃,就没有徐徐图之的说法,根本性的矛盾在点燃的那一刻,就是到最激化的那一刻。”

很多时候廷臣们都对一些事儿,避而不谈,因为只能避而不谈,否则就会出大事。

一如当初谭纶在朝日坛咳嗽被弹劾,科道言官们只不过是借着礼教森严这杆大旗,逼迫谭纶要么让王崇古家里狗到京营吃皇粮,要么致仕,而张党为了保下谭纶,对等出牌,是礼部尚书陆树声也咳嗽了。

可是那份提举名单,谁都不提。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去触碰那个不能触碰的话题,最终还是谭纶自己挑破的。

整个斗争过程,对根本矛盾避而不谈,反而在些似是而非的小事上斤斤计较。

这是朝堂的基本规则,因为所有人都很清楚,一旦触及根本矛盾,就是石破惊天,血流成河,撕开了遮羞布,便是血淋淋的现实。

还田疏里,只要通过廷议开始执行,哪怕是不公布还田疏,有那种倾向,就会点燃油锅,乡贤缙绅们怎么可能让朝廷准备好,摸到他们的核心利益之中呢?

大不了就再来一场倭患,或者套一层民乱的皮,让皇帝老儿知道,谁才是天下之主。

不用别的,不给佃户种地,不租赁田亩给佃户,流民激增,朝廷就无法应对了。

所以,王崇古和张居正反对的意见,高度趋同,陛下想要给天下百姓一个家,让他们安居乐业,但政令一旦开始推行,就是害天下百姓颠沛流离。

制度设计的极为完美,看起来没有任何危害的时候,反而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张居正、王崇古,都是卷到内阁的辅臣,他们太清楚这种想当然的危害了。

朱翊钧沉默了片刻,点头说道:“王次辅所言有理。”

王崇古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基于现实,基于践履之实在反对,而不是贱儒那样狺狺狂吠,扛着礼法的大旗喋喋不休,却说不到一点实际的内容,还田法成功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其过程之痛苦,成功希望之渺茫是必须要要考虑的事儿。

张居正教朱翊钧三思而后行,人之处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过思。善应天下之事者,惟当以穷理为主,而济之以果断。

意思是人做事,当然要反复思量,但同时也不可以过度思量,天下所有的事儿,要要以理为主,更需要果断。

王崇古的谏言,不仅仅说服了张居正,同样说服了皇帝,这不是因噎废食,而是防止大明陷入泥沼之中,既然不可行,可以暂缓再议不迟。

朱翊钧春秋鼎盛。

王崇古左右看了看,低声说道:“陛下,其实我们可以暗度陈仓,把还田疏的政令反过来理解一下,从我们去,到他们主动来,有的时候人和驴一样,叫立不立叫跪不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谓犟,你越让他站起来,他越是要跪。”

王崇古现在有点贼眉鼠眼,显然他知道自己出的主意,完全是歪门邪道,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反其道而行之。

王崇古进一步说道:“有的时候,越是劝他放弃,他越是不肯,例如这个田亩,朝廷无论是减租公卖放领额田,都是要人命、提都不能提的事儿,但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呢,劝农桑。”

“朝廷也是劝农桑,越是重视农务,遮奢户们就会觉得,这是让他们当牛做马,反而越不愿意再兼并,甚至愿意让出土地了。”

朝廷此时越是劝农桑,这些遮奢户们,就会觉得老爷们把天大的好处往自己兜里揣,官厂团造如火如荼,开海海贸如日中天,却让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打滚,遮奢户们自己就会想方设法的进入手工作坊,甚至是机械工场里了。

这些资产投入需要银子,而且持续不断的投入,田亩是可以置换银子的。

王崇古的田亩回收计划和张居正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但做法却南辕北辙。

“王次辅怎么想到这种招数的?”朱翊钧听闻之后,满脸不敢置信,他都打算暂且放弃了,等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后再谈此事,结果王崇古搞了个暗度陈仓之法。

王崇古特别了解陛下,陛下不是个那么容易放弃的人,比如当初所有人都觉得杨博和张居正交换结束后,刺王杀驾案就彻底落下了帷幕,却没想到,张四维被族诛,张四维本人被做成了标本;比如当初所有人都以为隆庆议和,已经了结了和北虏的恩怨情仇,但陛下还是遣京营,把俺答汗抓到了京师斩首。

这就是眦睚必报的皇帝陛下,陛下,从来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这个时候,劝说陛下收回了想法,陛下只是暂时按下了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日后一定会继续推行。

这也是张居正带王崇古过来的原因,王崇古提供了另外一种解法。

王崇古他是怎么想到这种诡异的法子?他满是惆怅,略感无奈的说道:“家里有个不省心的逆子,越是不让他做什么,他越是要做,现在放开手让他做了,他反而什么都不敢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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