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0章 一切都值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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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张卡背后都有一个数字。

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最多的一张是三年前，一个煤矿事故的案子，死了三十七个矿工。煤矿老板送来五百万，他判了“不可抗力”，煤矿继续开采。

五百万，他给儿子在伦敦买了套公寓。

儿子今年二十五岁，在伦敦读金融硕士，明年毕业。上周打电话来说想留在伦敦工作，需要一笔钱打点关系，大概三十万英镑。

杨为民算了一下，二百万人民币，差不多够。

他需要这笔钱。

也需要保持“维持原判”的记录——如果这次突然改判，之前那些案子的当事人会怎么想？会不会怀疑？会不会翻案？

不能开这个口子。

笔尖落下。

“杨为民”三个字写得工整，有力，笔画间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签完字，他盖上自己的私章。

红色的印泥在纸上拓出清晰的痕迹。

他把判决书合上，放进“已审结”的文件筐里。

然后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那个文件袋，抽出银行卡，对着电脑摄像头拍下卡号和密码，通过加密邮件发给了儿子。

“爸给你转了笔钱，伦敦那边该打点的打点，别委屈自己。”

点击发送。

邮件发出。

杨为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鸣。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收钱，是十六年前。

那时他还是民事审判一庭的审判员，刚独立办案不久。

接手的第一个大案子，是个工伤赔偿纠纷。一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在施工时从三楼摔下来，脊椎骨折，下半身瘫痪。工地老板只赔了五万医药费就不管了。

农民工起诉，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总计八十二万。

案子很简单。

证据齐全：有事故现场照片，有医院诊断证明，有劳动局的事故认定书。

按法律规定，工地老板全责，八十二万一分不能少。

开庭前三天，工地老板托人找到杨为民，递过来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杨法官，那个农民工……他其实自己操作不当。我们工地有安全规范，他违规作业。而且他本身就有腰伤，这次是旧伤复发。”

杨为民打开信封看了一眼。

五万块钱。

崭新的百元大钞，用银行封条捆着。

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

五万，是他一年半的收入。

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手术费要两万。儿子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择校费三万。

五万，刚好够。

“证据呢？”他问。

“证据……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工地老板说，“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安全意识差。杨法官，您看能不能……在责任划分上，给他定个主要责任？我们象征性赔点就行了。”

杨为民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

但很快，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

“证据要扎实。”他说，“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

“明白！明白！”工地老板连连点头。

三天后开庭。